大禹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诸侯，即使是那些原本对他有所保留的人，也被他的谦逊和真诚所打动，纷纷表示敬重和佩服，消除了之前的疑虑。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表明了大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诸侯们对他的普遍认可。

涂山大会之后，诸侯们为了表示对大禹的敬意，纷纷来到阳城献上贵重的金属——青铜。随着时间的推移，九州所贡的青铜越来越多，大禹想起了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往事，决定用这些青铜铸造几个大鼎，以纪念涂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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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九鼎铸成，分别代表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和珍奇异兽。九鼎不仅象征着九州，而且豫州鼎作为中央大鼎，象征着中央枢纽的地位。九鼎被集中到夏王朝的都城阳城，显示了大禹成为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的统一。九鼎随后成为“天命”的象征，代表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统一昌盛。

九鼎的铸造和集中，不仅是对大禹治水功绩的纪念，也是对夏朝统一天下的象征。它们成为了夏朝乃至后世王朝权力和正统性的标志，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启。大禹通过涂山大会和九鼎的铸造，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禹治水的漫长岁月中，他的脚步几乎遍布了整个华夏大地。他不仅治理了泛滥的洪水，还深入了解了各地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以及丰富的物产。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得大禹对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掌握。

基于对各地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大禹对天下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其划分为九个州，每个州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色物产。他为每个州制定了相应的贡物品种，这些贡物不仅反映了各州的经济特点，也体现了大禹对各地区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还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帝夏禹王在确立了九州的划分后，进一步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规定。他将天子帝畿以外的地区，按照距离的远近，分为五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每个区域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义务，体现了大禹对国家治理的细致理性的考虑。

甸服，作为离帝畿最近的区域，负责提供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是帝畿的重要支撑。侯服，则负责提供一定的军事支持和物资供应，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屏障。绥服，主要负责文化交流和边疆的稳定，是中央与边疆地区联系的桥梁。要服，虽然不直接提供物资或劳务，但需要接受中央的管教，遵守国家的法制政令，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至于最外围的荒服，大禹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方式，根据当地的习俗进行管理，不强制推行中央的政教，体现了大禹对不同地区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通过这样的行政管理体系，大禹不仅巩固了夏朝的统治，还为后世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这些举措，使得夏朝成为了一个统一、有序的国家，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禹的治国理念和实践，至今仍被后人所称颂，他的智慧和远见，成为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典范。

在帝舜统治的第三十三个年头，他依照古代禅让的传统，将至高无上的天子之位传给了德才兼备的禹。舜的这一决定，不仅是对禹治水功绩的认可，也是对其领导能力的信任。舜在位共三十三年，禅让后，他又活了十七年，最终在巡视南方的途中离世。

舜逝世后，禹按照礼节，为其举行了为期三年的国丧。国丧结束后，禹主动退位，避居到夏地的一个小镇阳城，将帝位让给了舜的儿子商昀，以示对先帝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维护。然而，各地的诸侯并没有因此而归附商均，反而纷纷离开商昀，转而朝见禹王，表达了他们对禹的忠诚和支持。

在诸侯的一致推崇和拥戴下，禹最终接受了天命，正式即位为王，定都于阳城，并建立了夏朝。禹在位期间，他不仅分封丹朱于唐地，分封商均于虞地，还对历法进行了改革，制定了夏历，将建寅之月定为一年的开始，即正月。《说苑》中提到，禹在位时生活简朴，宫殿低矮，饮食简单，台阶仅三层，衣着朴素。

禹在位的第十个年头，他东巡至会稽，并在那里去世，据《竹书纪年》记载，禹在位共四十五年。历史学家皇甫谧推测，禹的寿命大约在一百岁左右。禹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的功绩和精神却永远流传。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夏朝的天子之位，继续维系着夏朝的统治。禹的一生，是对责任、智慧和谦逊的不懈追求，他的故事成为了后世君主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