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暮说道：“今年的税照收，等到明年的时候，陛下可开朝会，在朝会上言，明年取消全天下除更赋以外的苛捐杂税，最后再收一次田税，每亩50钱，如此一来，那些地主豪强们即便再不满，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下。”

“那后年呢？”

汉灵帝纳闷，这办法治标不治本啊。

《汉书·王嘉传》「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东汉和帝时期，田产7亿多亩，人口5000多万，一年的税收却只有83亿，远远低于应交的税收。

当时口算更赋等乱七八糟税收加起来，大概在百亿，再加上田税矿税以及盐税铁税商业税等各项税收，东汉政府一年的正常税收，最少要在200亿以上。

当然，这个200亿以上的税，是不算开支的收入。因为大半以上的税，都需要给地方官员发工资，或者截留给地方，或者治理百姓。

所以83亿是实际税收，算完开支后，一年应该剩个几十亿钱不等，库存83亿，是比较合理的情况。

像前年汉灵帝收荆州扬州益州三地税，得近200亿钱，但那时天下到处都是窟窿，到处都要用钱，所以大部分的钱都用来发工资、安抚百姓、留在了地方。

最后他自己只得了20亿，比正常年份的收入还少。

而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在偷税漏税严重的汉末，平时他能得个几亿钱都算多。

所以陈暮的税法，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把原本应该正常收上来的税，转嫁到豪强地主头上，并不是什么苛捐杂税。

如果细算起来，这些年那些豪强地主如果把偷税漏税全部补齐，恐怕千亿都不止，仅仅让他们放那么一点点血，根本不能弥补他们当初少交的那么多钱。

可即便如此，这项政策也遭到了天下豪强地主们的反对，呼吁汉灵帝停止收税的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往尚书台。

由此可见，不管是哪朝哪代，这些地主们都是一个德性，为了偷国家的税收，做养肥自己的硕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无耻之尤。

因此汉灵帝深恨这些硕鼠，希望陈暮再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好好地惩治这些人。

不过汉灵帝肯定不知道，如果陈暮真的想出个一直可以剥削地主豪强们的好办法，那么几百年后，他的恶名肯定远扬，即便没有剥削百姓，也必然在史书上提笔写下横征暴敛的暴君这一称呼。

明朝武宗、熹宗都是如此。

反倒是崇祯帝被忽悠得众正盈朝，结果一毛钱税都收不上来，最后葬送了江山。

陈暮微笑着，摸着自己已经有了些许胡须的下巴，假装在思索。

其实这还有什么好想的。

后年？

后年看看你死了没。

要是没死，那我还辅佐个毛线的刘备，叫上刘备曹操一起辅佐你算了。

到时候发展科技，走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路子，提高生产力，解放劳动力，如果内部矛盾升级，再转嫁矛盾，征伐异族，政治手段一套一套地，保证在自己有生之年汉朝如火如荼。

可要是你挂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人都没了，还要税做什么。

所以陈暮的法子一开始弄出来，就是治标不治本的策略。

思索了片刻，陈暮才缓缓开口道：“后年自然得恢复口赋算赋，安抚地方豪强，此时经过几年税收，朝廷手里有了钱，就可以发展其它产业，届时我再想办法，到那个时候，回到“明章之治”的盛世，也差不了多远。”

汉灵帝失望道：“就没有一劳永逸的税收之法了吗？”

“自然没有。”

陈暮笑着摇摇头：“商君为什么变法？就是因为祖宗之法只能适应当时的情况，而不能适应眼下的情况。不同情况用不同的办法，正所谓权宜之计也，法要跟随政局而变，若是新规继续遵循旧法，那无疑是给人家钻漏子，很容易又出现一次黄巾之乱。秦末天下群雄逐鹿，就是因为秦法严苛，不懂变通造成的结果。”

汉灵帝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就听暮弟得，等今年税收上来之后，明年最后收一次，便恢复以前的税法。”

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汉灵帝又问了一些其它的事情。

比如青州的情况，各地一些问题等等。

其实他真的只是随便问问，就算陈暮把这些问题告诉他，汉灵帝也不会太想去处理，顶多是勒令地方官吏做好。

他这个人确实会放权，比如宠信张让赵忠，二人的权势滔天，几乎是假皇帝。

但汉灵帝不傻，他只是懒。所以给张让赵忠权力可以，但给陈暮的权力肯定不会太高，毕竟宦官依附皇权，陈暮不是宦官，他也得偷偷藏一手，至少兵权得握在自己手里才舒服。

眼下洛阳的兵权一半在何进手里，一半在宦官手里，比如司隶校尉就是宦官派系的人，而何进又和张让结亲，汉灵帝觉得十分安稳，开始提拔陈暮。

当天对话结束之后，中平四年年末，陈暮这个尚书令也正式走马上任。

尚书令位卑权重，一言一行，满朝皆看在眼里。

陈暮要想做好，并且不让原本就已经隐隐在怀疑是他幕后与汉灵帝搞些什么事情的满朝官员生起敌对的心思，可不太好做。

因此陈暮夹在天子与朝堂之间，少不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势力才行。

任重而道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