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快？”崇祯惊喜不已，站了起来。

他接到陈应元的奏章时，只因为里面有一句“愿以缉查罚没之资献与朝廷”，就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一道中旨，而将惠世扬等人弹劾陈应元及其手下水营将领的奏章留中不发。没办法，朝廷非常缺银子，不管是西北用兵还是辽东战事，都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多少银子砸进去都不够用，现在有个巡抚不向朝廷哭穷要求拨银子，反倒主动提出上缴银子，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在拟中旨要求陈应元上缴银子数目的时候，崇祯曾经犹豫过，不知道该写多少合适。以他当皇帝五六年来的经验，地方官不提要求就不错了，主动上缴银子的从无先例，所以他也不知道该写个什么数字——写多了怕山东那边承受不起，写少了又于事无补——斟酌再三，最终定为五万两。

虽然这个数字对于朝廷的开支需求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但意义重大，是大明在矿税和商税指望不上的情况下，于农业赋税之外开辟的一条新路，如果能够发展起来，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的压力。

崇祯心情大好，案几上的奏章也不去管了，对王承恩说：“伴伴辛苦一趟，去过问一下此事，沿途各道城门都不许设卡，务必要让车队畅通无阻。另外，陈思昌这次应该也有奏章一并送来，尽快把奏章带进宫让朕看。”

“奴婢遵命。”

一个时辰后，陈应元的奏章被摆在了崇祯的案头。崇祯迫不及待打开看了起来，他想知道，这条新财路能否长久持续，有没有机会扩大，值不值得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

作为天启年间的进士，陈应元的文字功底自然深厚，奏章言简意赅，篇幅不长，却把崇祯想了解的事情阐述得一清二楚，并且重点提及了推动此事的功臣陈雨。

读完奏章之后，崇祯沉思半响，然后对伺立一旁的王承恩说：“伴伴，陈思昌说，此事如果得到朕的支持，每年的进账还可以水涨船高，而且比之矿税、商税阻力要小得多。你说，朕该不该支持他？”

王承恩从信王时期就侍奉这位主子，对他的性格特点很清楚，这番话并不是要自己替他决定，而是通过谈话来厘清思路，于是谨慎地回答：“皇爷圣明，该怎么做自然成竹在胸，无需奴婢多嘴。不过既然皇爷问起，奴婢也就斗胆说说自己的看法。”

崇祯摆摆手：“伴伴但说无妨，说错了也不会责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