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四年（618年）6月12日，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6月18日，李渊正式称帝，国号唐，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 [50]洛阳都城留守“七贵”在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于6月22日拥立隋炀帝次孙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即隋末帝，次年（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废黜杨侗，两个月后弑之，隋朝亡。唐并之崛起。

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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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隋朝行政区划

范围

隋灭陈后，疆域东起辽河、北抵大漠、西至敦煌、南据交趾，大业元年（605年）又吞并林邑 [51]，不久林邑复国 [52]，大业五年（609年）时隋朝一度吞并吐谷浑 [53]、伊吾 [54]，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余。西到且末，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国势号称极盛。 [177]

小主，

行政区划

隋朝行政区划有两次重大变化。隋代地方上分为州、郡、县三级，隋文帝基本统一天下后，鉴于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已经混乱不堪，废除天下郡置，改为州县二级制，以州直接统县，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隋炀帝继位后，不久将所有的州改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190个郡，1255个县。隋朝州的长官每年年底都要进京述职，称为朝集使。朝廷则派司隶台官员或别使巡查省地方。 [55] [174]

江都（扬州）、余杭（杭州）、巴陵（岳阳）、新安（歙县）、彭城（徐州）大致位置，并不完全重合，仅作参考。

行政区划

地区

城市

古雍州地

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上郡、雕阴、延安、弘化、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天水、陇西、金城、抱罕、浇河、西平、武威、张掖、敦煌、鄯善、且末、西海、河源

古豫州地

河南（洛阳）、荥阳、梁郡（商丘）、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上洛、弘农、浙阳、南阳、清阳、淮安

古梁州地

汉川、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普安、金山、新城、巴西、遂宁、涪陵、巴郡、巴东、蜀郡、临邛、眉山、降山、资阳、牂牁、黔安

古兖州地

东郡、东平、济北、武阳、渤海

古冀州地

信都、清河、魏郡、汲郡、河内、长平、上党、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太原、襄国、武安、赵郡、恒山、博陵、河间、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

古徐州地

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

古青州地

齐郡、北海、东莱、高密、文登

古荆州地

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武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澧阳、巴陵、长沙、衡山、桂阳、零陵、熙平

古扬州地

江都、钟离、淮南、弋阳、蕲春、庐江、同安、历阳、丹阳、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新安、东阳，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临川、庐陵、南康、宜春、豫章、南海、龙川、义安、高凉、信安、永熙、苍梧、始安、永平、郁林、合浦、珠崖、宁越、交趾、九真、日南、比景、海阴、林邑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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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参见：五省六曹制、隋朝官制

隋文帝即位后，废除北周附会《周礼》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府” [56]，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

三省六部制

隋朝的中央官制为“五省六曹制”，五省包括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和内侍省。其中秘书省掌书籍历法,内侍省则是专门的宦官机构，两省较少涉及国家政务；实际的中央行政机关为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下设吏、度、支、礼、兵、都官、工六曹。唐朝仿此而设立三省六部制。 [183]

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事无不总”，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 [174]

隋炀帝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了中央集权，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最终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58]

科举

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等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59]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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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北周律法有时松，有时严，不好掌握，导致刑罚混乱。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元年（581）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北周等旧律，制定法律。开皇三年（583年），又让苏威等人加以修订，完成了《开皇律》。《开皇律》以北齐《河清律》为底本、参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简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优点而成。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60]，规定对十恶者要严惩不贷。《开皇律》分十二卷，500条，刑罚分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二十等。废除了鞭刑、枭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 [61]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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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隋朝军制、府兵制

部队建制

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诸卫，统率军府宿卫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设置司卫、司武官，统率府兵宿卫宫禁；又有武侯府统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设置中央管理机关为十二卫，此即十六卫的前身。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十二卫负责戍卫与征战，戍卫分为内卫与外卫。有战事时，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指挥官，组成作战组织。例如隋灭陈之战因为战区较大，行军元帅有隋炀帝、杨俊及杨素，由隋炀帝统一调度。

隋朝军服复原图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将十二卫扩充成卫统府的制度，这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加强中央侍卫力量以及分散诸将权力 [111]。卫统府有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分别为：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四府不统府兵，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十二卫率领外军，属于左右翊卫的骁骑卫军、左右骁卫的豹骑军、左右武卫的熊渠军、左右屯卫的羽林军、左右御卫的射声军和属左右候卫的佽飞军。左右翊卫兼领内军。内军指左右翊卫的亲、勋、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之兵，均由达官子弟担任 [112]。

隋文帝对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将北周官职品级制度和文臣武将都纳入同一个等级系统内。开皇十年（590年）颁布关于将军户编入民户的命令，军人除了自己本身军籍，还可以同家属列入当地户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调，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它任务。这个命令减轻中央朝廷经济负担，并且使军人能够和家属同住，也扩大朝廷兵源，堪称兵农合一。 [113]

军事区域

隋文帝将全国各地区划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下设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总管：晋王杨广镇并州、秦王杨俊镇扬州、蜀王杨秀镇益州、韦世康镇荆州。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镇守要害。军区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东南九府，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镇爨族之南宁；之后又增加遂、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做法，并且发展成“道”的军区或监察。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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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参见：租庸调制、均田制

领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设置粮仓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着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 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156]

手工业

纺织业

隋代兽纹铸字铜镜

隋朝仓储布帛动辄数千万匹，说明当时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何北、山东历来是纺织业中心。北齐曾在定州（河北定县）设置绸绫局。相州的丝织品“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纹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细绫。而青州（山东青州）自古就有“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之称。隋代四川的织锦业，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织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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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业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隋代青瓷的烧造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选料比较精细，捏练技术有所改进，使瓷土得到较好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烧造过程中变形和损坏率有所降低。安阳出土的开皇十四年（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603年）卜仁慕中，有许多生活用具、俑群和明器等，是用青瓷烧造的，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白瓷的烧造技术在隋代也有突出的进步。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在西安出土的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大业六年姬威墓以及张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这批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 [162]

造船业

杨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高50尺，可以拍击敌船。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船，种类很多，有龙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其中尤以龙舟制作最精，高 45 尺，阔 50 尺，长 200 尺；船身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 120 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可见制作技术是很高的。 [162]

商业

货币

隋五铢钱币

南、北两朝，钱币轻重极为紊乱。南陈有五铢、六铢、鹅眼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北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隋文帝即位，力求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各市都置样钱，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世称“隋五铢”。前朝旧钱一律废除。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百姓称便。灭陈以后，陆续在扬州（治江都，江苏扬州）立五炉，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汉市）立十炉，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炉，依定样铸钱。隋文帝刑法严厉，不许私铸钱流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隋炀帝时，私铸钱又盛行，一千钱只重二斤，后来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钱贱物贵，币制大乱，一直乱到亡国。 [176]

城镇

商业的繁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全国市场扩大，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东西两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为是国都所在，所以城内“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都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纷纷要求入丰都市交易，得到炀帝的允许，于是“先命整饰店肆……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一记载反映了在商业繁荣背后的虚伪和社会的不公平。 [163]

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以及南海、豫章、荆州、蔡州、岐州等都是当时着名的商业城市。 [162]

外贸

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有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而西北陆上贸易尤其发达。为了发展西北陆上的商业贸易，隋炀帝派裴矩驻于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人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当时以敦煌为总出发点的西北陆上交通贸易通道有三条：一是“北道”，在天山北路，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菻（叙利亚）；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过葱岭，又经鏖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到达波斯；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越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到达北婆罗门（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到达拂菻、波斯等西亚、欧洲各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主要是与南洋诸国以及日本、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南海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城市，这里“多犀象、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不仅是进出南海诸国的最大口岸，也是通往西亚、欧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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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585年，隋文帝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检查后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奏行输籍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一次，《隋书·食货志》说，从此地方官无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检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此后历年检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数不多。至609年，隋炀帝又一次大检查，得丁二十四万余，新附口六十四万余。这次所得，约合585年所得的半数，其中还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见隐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设北方历年所得新附口数，为一千万左右（约二百万户），也还远不合606年的户口数。除非606年户口数出于构，否则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在南朝士族势力最大的江南地区。如果这个推测还不算远离事实的话，那南朝陈旧境户数当在三百万以上，口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户口数，说明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80]

凡属于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负担朝廷规定的课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592年，史籍叙述隋朝廷的富饶说“度支官奏称，府库都藏满，不能再藏，只好堆积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东地区，本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这种富饶景象，据史书所记，曾一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经七百多年，再见于隋文帝时，实行节俭政治的皇帝，历史上确是极稀有的。 [80]

隋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北齐隆化元年（577年）

①

②

①

②

①号数据出自《周书·卷六》 [62]

②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63]

南陈太建九年（577年）

①50万

②60万

①200万

②240万

①号数据出自《北史·卷十一》 [64]

②号数据出自《隋书·卷二十九》 [65]

根据学者考证实际人口达1500万 [66]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

①

② [67]

①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68]

注：统计范围仅包括北周旧地，学者考虑未纳入统计的人口而认为实际约为1250多万人 [69]。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灭齐后

数据出自《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 [70]，学者路遇、腾泽之认为灭齐后实际人口约为3250万 [69]。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前

650万 [71]

[72]

户数出自《隋书·卷四十二》 [73]

口数出自王育民版《中国人口史》 [74]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后

710万

[72]

数据出自王育民版《中国人口史》 [74]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

870万

[72]

户数出自《唐会要·卷八十四》 [75]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

①

② [76]

①

② [77]

此为官方统计的户口峰值 [78]，因学者考虑到依附于门阀士族的浮客、部曲、奴婢、客女以及官户、匠户、乐户、佃农等大量未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 [74]，故学者认为实际人口略高于官方统计数据，隋朝人口峰值应约为5032万 [69]。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

200余万

1500余万

户数出自《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 [79]

口数出自路遇、腾泽之的《中国人口通史》 [69]

注：本表数据参考《周书》、《北史》、《隋书》、《通典》、《唐会要》以及各版《中国人口史》。

文化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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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张调和儒佛道思想，并且主张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的文学思想。他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 [85]。各地纷纷广建学校，中原地区学者众多，儒学一时兴盛 [86]。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到隋朝时没有统一的经典，使得科举制度在明经考试方面仍然困难。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开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同时下令营造寺塔五千余所。隋炀帝时虽然恢复各地学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时最着名的儒生有刘焯、刘炫，二刘学识丰富，受当时儒生景仰。然而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修，声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统治者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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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

王通是隋末大儒与隋朝着名的思想家，谥为“文中子”。他主张执政者应该先德后刑才能让人心服 [88]；提倡儒道佛三教应该共同相处，而不是互相抵制 [89]。又主张天人之事与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等思想 [90]。他着有《太平十二策》、《续六经》与《文中子中说》。他的孙子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程朱理学影响深远。

当时的佛教其中最兴盛的天台宗主张止观说，而禅宗主张顿悟说。止观又称为寂照、明静，主张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专注于特定对象，并产生对于该对象的正智慧 [91]。顿悟为“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主张凡事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 [92]。

经学

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有差别，所朝《隋书·儒林传》记载：南人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朝继承北朝学风，知名学者有隋朝初年的牛弘、还有后来的刘焯、刘炫当时并称“二刘”，王通等。

牛弘着有《五礼》，刘焯着有《五经述义》，刘炫有《五经正名》。王通曾聚集第子的有子河汾之间，世人称他为“文中子”，着一”《中说》。降朝政治上的大一线出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主张以儒为主，授引信道人儒，预言了三教融合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趋势。 [160]

文学

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唐朝中叶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着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且实用。由于南朝艳丽的文学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学大多承袭梁陈学风，没有新的突破。 [93]

而隋朝南北着名文士，总数居然不过十余人 [94]。杜正藏所着的《文章体式》，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号为“文轨”。甚至连高句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这使得南朝文学流行到外国，影响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朴实文学 [95]。李谔建议不能依文藻华丽而录取人才。然而隋炀帝又提倡华丽的南朝文学，他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也是一个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宫乐歌》。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 [94]。

史学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 [94]

音韵

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切韵》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完成。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讷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该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集韵》等书中。 [96]

目录

目录学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存书籍，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着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 [84]

宗教

河北崇光寺阿弥陀佛大理石像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 [97]，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 [98]。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佛教

隋朝炳灵寺菩萨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