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伤员的生命体征并不危急，而且在麻醉之前他意识也算清醒，这应该不是心脏手术的指征吧？”

“但心包压塞的诊断没问题。”卡维仍在解释，“不管怎么说，我需要打开他的心包，去掉积压在心包腔里的血凝块。”

“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心包压塞可以自行缓解？血凝块可能会被自行吸收掉，之前已经有生理学家做过解释。换个角度考虑，那些接受了手术的病人或者伤员，都没有好结果，不如选择内科方向的保守治疗。”

“他们手术后的结果不好，那是因为病人情况太过严重。而且手术没有做好消毒工作，死因并非手术本身，而是术后引起的严重化脓性心包炎。”

“可一旦手术失败.”

卡维回头看向那几位还在劝他罢手的医生：“我已经决定了。”

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解释的人，尤其在下了决定之后，解释无非是帮助对方进一步接受事实罢了。可要是对方坚持不接受，那卡维也会选择放弃解释。

自从当上外急主任后他就变得越发顽固，除非有家属出面叫停，否则决定好的手术没人能拦下。

现在他的权力空前高涨，早就对这些建议失去了耐心。况且罗热里尼的情况本来就特殊，能坚持到现在的心脏火器伤极其稀少，其中运气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放弃，下次想要遇到这样的伤员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

诊断明确，伤口应该位于左心室，从伤情发展的速度来看破口并不大，伤员的症状越来越明显，生命体征却相对稳定，又在后勤准备最好的奥尔米茨要塞总医院.

按照现代军事医学的做法，这样的伤员应该第一时间开胸做心包切开+心脏修补。

卡维也是这么考虑的。

但.

卡维也是人，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超出正常外科医生的极限。作为人，想要做到每个决定都正确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追求完美，他每次在正式确定手术方案之前都会再三考虑所有条件。虽然卡维本人觉得自己是出于安全考虑，重新审视了手术方案的正确性和成功率，但其实周围的声音早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想法。

在用先进一百多年的外科技术来主导手术之前，卡维需要考虑许多别的因素。比如现在糟糕的手术室环境、自己并不算太熟练的心胸外技术、周围那些毫无心胸外经验的助手们。

此外，术中不稳定的麻醉，子弹弹道最后停留的位置，心脏破裂情况是否严重等等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对象。

为心脏缝合破口难度很高，但并非不能做，只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现在是否真的需要强行打开胸腔做缝合，还需要仔细斟酌。这其中最让他纠结的，还是心脏破口大小的问题。

从现如今的各项因素来看，心脏破口应该不大，可能只是不足1cm的切线伤，位置又在心肌较厚的心室，出血量可能并不多，甚至于会自行凝固止血。

这种小伤口虽不至于做保守治疗，但是否需要在心包压塞的情况下直接做危险的缝合，卡维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周围反对的声音被压了下去，但卡维自己心里的反对声音却慢慢爬了起来。

直接做心脏缝合是否真的和其他人说得那样过于冒险了？

是否可以做姑息治疗，只处理现在的心包压塞，将已经被血凝块堵住的心脏缺口放一放。等解除了心包压塞之后，密切观察伤员的情况，如果术后又出现压塞复发，再选择危险的心脏修补术。

或者可以在清楚心包腔内血凝块的时候仔细观察心脏搏动后的情况，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外溢，再考虑做心脏缝合也不迟

在外人眼里，卡维从口头上明确了用手术来治疗心包压塞，到接过手术刀准备下刀之间，只过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但在卡维的脑海里却已经预演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情况，甚至于罕见的伪心包压塞也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2】

这些综合情况最后鬼使神差地改变了卡维之前的决定。

他将原先的心包切开引流+心脏修补，改成了单纯的心包切开引流，剩下的心脏修补则被他放在了心包切开术之后。这是一种求稳的表现，因为卡维对心脏修补的成功率也没有太大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