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过后，巷子里的梧桐一夜之间全绿了。

老张的笼屉照旧五点半上汽。四月的白气比冬天薄，浮到半人高就散了，甜腥的面味贴着地面往巷口漫。橘猫瘦了一圈，春天掉毛，趴在门口那级台阶上，一动就掉一撮，台阶缝里积了细细的一层。它现在不认门牌，只认脚步。谁的鞋底在石板上拖一下，谁的鞋跟是硬的，它闭着眼都能分出来。

沈墨九点差十分进的门。他伸手摸了一把窗下的暖气片。凉的。供暖停了半个月，铁上那层温早退干净了，摸上去像摸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这动作他做了十几年，早不为试温，只为进门有个落脚的地方。三十四了。前年这时候他还嫌这屋子小，去年嫌人多，今年谁也不嫌了。

苏雪梅在换白板。中间那块擦得干干净净，抹布搭在架子上还在滴水。左边那块从上个月起挂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表，三行，三个编号，没有名字。她擦完，退后一步看了看，把那张表往上抬了两指，让它离白板边缘正一点。

陆晚晴在灌暖水瓶。开水壶的哨子响了半分钟没人管，她过去拎起来，倒了两瓶，剩下的兑了半盆凉水去浇窗台上那盆白雏菊。这盆是去年秋天换的，熬过一个冬天，边上一圈叶子发了黄，中间又冒出新的花梗来。

九点二十，门口的光暗了一下。

沈墨抬头。门外站着两个人，前头那个他认得，方敏华，米色风衣，手里拎着一只文件袋，另一只手往后伸着，虚虚地扶在一个人的胳膊上。后头那个是个女人，五十上下，深蓝色外套，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在后头拢成一个很紧的髻。

她没有往里看。

她的左手抬起来，摸到了门框。

四根手指从门框上往下走，走到一米二三的高度，指尖在漆皮起壳的地方来回蹭了两下。她像是在数那里有几道漆皮。然后手往里挪，摸到门里侧那面墙，再往下，探到前台桌的桌角。桌角上一层旧漆，她的手停在那儿一秒钟，绕过去，沿着桌沿走了半米。

屋里三个人都没动。

她的手离开桌沿，往右伸出去，在空里试了一下，落在窗下的暖气片上。

整只手掌贴上去。

她停在那儿。

“这屋里有人天天摸这个。”

她说的是这句。声音不高，也不哑，就是一句平常话，像在灶台上说锅开了。

方敏华在旁边解释了一句：“姜姐,这是沈墨。”

姜玉兰把手从暖气片上收回来，在身侧的裤缝上擦了一下。她转过脸，脸是朝着沈墨的方向的，眼睛也是朝着他的，可那双眼睛没有落点。眼白发浑，像掺了一点米汤，瞳仁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雾。光从窗户进来打在她脸上，她的眼皮下意识地缩了一下,只有这一下说明她还能感觉到亮。

沈墨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她侧面。

“大姐,您怎么摸出来的。”

“这上头的铁，”她伸手在自己掌心比了个位置，“第三条棱上，光的。别的都糙。糙的地方灰厚，光的地方灰薄。天天摸才这样。”

沈墨看了一眼那片暖气片。第三条棱。他自己从来没数过是第几条。

苏雪梅搬了椅子过来。陆晚晴去倒水，拿的是那只有把儿的搪瓷缸，不是玻璃杯。她把缸子搁在桌上，握着姜玉兰的手腕，把她的手引到缸子把儿上。

“热的，先搁着。”

“嗯。”

姜玉兰坐下了。坐下之前她伸手在椅面上摸了一圈，摸清了椅子的方位才落座。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脚并在一起，鞋尖冲前。那是一种坐惯了小板凳、坐惯了等号排队的坐法。

“我叫姜玉兰。”她说，“五十二。城北原来那个二服装厂的，九八年下岗。”

“姜大姐。”

“现在在家做零活。缝拉链，换松紧带，给人裤脚打边。”她把左手翻过来，手心朝上，“不用眼，全凭手。针眼一摸就知道歪没歪。”

沈墨没接这句。他翻开一本新的记录本，从笔筒里抽了支笔，在纸上写下日期，四月十一日。

方敏华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抽出一叠纸：“这个案子在我们所里搁了两个月。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能递的函都递了。姜姐是自己找上门的，去年冬天。”

“廖小梅。”姜玉兰说，“我女儿。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六生的。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号，在火车站丢的。那年七岁,刚念完一年级。”

屋里静了一下。

苏雪梅在自己那本厚本子上翻到新的一页，笔尖顿住了两秒才落下去。二〇一一年到今年，二十年。这本本子上记过的年头，最长的是何小军那一条，两年半。张桂芳那一条，三年。

“那天什么情况。”沈墨问。

姜玉兰没有立刻答。她的手在膝盖上换了个位置，右手压住左手。

“我记不清了。”

“记不清没事。您记得什么说什么。”

“我记得三样。”她说得很慢，一样一样地摆出来，像在数钱，“一个卖冰棍的白泡沫箱子。那箱子搁在候车室门口，上头拿棉被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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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记下了。

“广播里报车次。报的是往东的那趟，我记不住号，就记着女的声音说完一遍，又用英文说了一遍。”

“第三样？”

姜玉兰的手指头动了一下。

“她手心是湿的。”

她抬了抬那只右手，五根指头微微弯着，像还在攥着什么。

“天热，她攥了我一路。我搁下她那只手去买冰棍。就搁下那么会儿。”她停住，“回来的时候，泡沫箱子还在。她不在了。”

没人说话。老张那边的笼屉又上了一屉，白气从窗户下头飘上来一点，很快散了。

“报案了吗。”

“当天就报了。”方敏华替她答的，翻出一张复印件推到沈墨面前，“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铁路公安受理，当时按走失办的。第二天转的属地。走失和拐卖，走的不是一个流程，没有专案，没有并案。火车站候车厅当年那套监控是模拟机，一个星期一覆盖。报案第四天调录像，已经覆盖过去了。”

“那个候车厅二〇一六年拆了。”苏雪梅说，“现在原址是个商场。”

“拆的时候我去看了。”姜玉兰说，“不是看，我那时候还能看见一点。我看着他们拿大铁球砸。”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一点没变，跟说缝拉链是一样的语气。

陆晚晴一直没说话。她坐在苏雪梅旁边，手里握着笔，没记东西。她在看姜玉兰的手。那两只手一直有一个很小的动作，右手的拇指在左手的手背上来回搓，搓的地方已经磨出一小块比周围深的皮色。她看了一会儿，把笔搁下了。

“我带了东西来。”姜玉兰说。

她弯下腰，从脚边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里往外掏。掏出来的是一个铁盒。饼干盒改的，长方的，盒盖上原来印的字被磨掉了一半，剩下几个笔画，认不出是什么牌子。盒子四角都塌了，用透明胶带缠过，胶带早黄了，脆了，一碰就往下掉渣。

她把铁盒推到桌子中间。

“你们打开。我手笨。”

沈墨没有立刻碰。他看了一眼方敏华。方敏华微微点了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