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彭师傅就接到了陈队长的电话，让我们再返回城关派出所的会议室。很显然我们要进行专案会议，这是案发后的规定动作。

邵大脸色不善，我们估计这个案件又是个硬茬子。所以大家也都是噤若寒蝉，生怕别的举动引起邵大的注意。

首先惯例就是技术中队介绍现场情况。可是这个现场是在一个公共厕所里面，现场结构相对简单，而且厕所周围都是绿化带，也没有特别的事物。不过技术中队让他们的汇报更有内容，特意画了一张很大的结构图，细节注意到了每一个坑位，这样他们通过图文并茂的介绍。把犯罪嫌疑人在厕所里的每一个动作都作了详细的推断。

至于这些推断对破案有没有用，这个技术中队不管，反正他们二十多分钟的汇报内容非常的充实，至于我们每名侦查员关心的现场痕迹物证则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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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羽江悄悄和我们说：“看来今天的案子又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案件，因为技术中队讲了半天，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的分析却寥寥无几。也难为他们了，知道邵大心情不好，居然编出来那么多废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的痕迹物证却什么也没有。”

我们几个人都点点头，非常认同他的看法。接着当然是法医介绍受害人的情况。

死者头部遭遇钝器重击，致脑部受创而死亡。结合技术员在现场提取的木屑，可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使用了木棍一类的工具。由于，死者头部的创口只有两处，法医推断其遭遇了两次重击。至于死者身上提取的痕迹物证，法医暂时也不能提供。

邵大无奈的点起了一支烟，看来今天的案子又跟去年城隍庙下的案子差不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临时起意，这样我们寻找犯罪嫌疑人又是大海捞针。

然后邵大又要我们汇报访问的情况，每一个访问组都一一进行了汇报。但有用的信息没有，因为案发时候，现场人流稀少，很少有人知道公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被目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而且案发现场是一个公共厕所，这周围存在监控的可能性也很小。一条条信息的汇总，不但没有减小案子的难度，反而加大了破案的困难。邵大和赵局都脸色难看，最后还是邵大代表领导们总结：“同志们，不用讳言这又是一起高难度的案件，难度主要体现在犯罪嫌疑人动机不明，二现场发现的甄别性的痕迹物证没有，三是案发现场是公共场所，又处于一个冷清的时间，所以访问的线索也缺乏。可是案子困难归困难，我们还是要鼓起勇气，要有攻坚克难的精神。”然后顿了顿，吸一口烟，“我们还是有些工作可以做的，我想大致分四块。一是我们要对现场的周围的居民小区和城中村进行入户排查走访，虽然这项工作烦琐又不能马上见效，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犯罪嫌疑人就在我匡定区域的信心，保质保量的做好排查工作。二是我们要再走访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现在我们不怕别人知道这里出事了，只要不把具体细节透露出去，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专案内勤马上拟一个悬赏通告，明天批量印发然后都张贴出去。三是每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手头的线人都发动起来，通过线人收集情报，这块情报中队要担负起主要责任来。技术中队要反复踏勘现场，你们总不能一点甄别依据都没有吧！犯罪嫌疑人难道真的这么精心策划？你们不要整些没用的东西，我们不是经验座谈会。重案中队分出一支力量，对死者的联系人做全面的梳理排查，熟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的。”

邵大讲完，大家已经是精疲力尽，都想早点回去休息一下。因此没有人多嘴，所以大家很快回家。邵大依旧要求第二天8点半到达城关派出所，而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第二天，我们顶着疲劳准时到达城关派出所，邵大也没有其他要求。让我们直接开始工作。

我们探组被陈队长调去对死者的联系人进行梳理访问甄别。其实访问就两个内容，一是死者平时的活动规律，二是死者有没有仇人，无论是生活工作上的，或是经济联系上的。我们从死者最亲的人开始排查起，逐步向外围延伸，陈队长要求我们每一个排查对象都要制作一份详细的询问笔录。作为我们对每个甄别对象的工作痕迹，同时对每个人的指纹，DNA信息一并提取。无论有没有用，先拿到手再说。

如此一来，我们的工作进度就非常的缓慢，一个上午下来只询问了两个人。

我看了一下初步的名单，足足有四十人之多，也不知道是谁弄来的名单。我们就是分开进行，按照这个进度没有一周是不能甄别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