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费策贤的这些想法，也仅仅只是他作为一名文职外交官的愿望而已，真要想从海汉手中夺回失地，单靠他这些一厢情愿的方案是肯定行不通的。

就算现在大明朝廷要下旨禁止跟海汉的贸易往来，也难在沿海各地州府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了。特别是在长江口以南的沿海地区，几乎每个州府的执政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海汉构建的贸易网当中，成为巨大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地方上以此为收入来源的人更是成千上万，贸易关系可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当然费策贤也不是睁眼瞎，他身在三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本地的各个阶层，自然也能大致了解到有多少明人在海汉治下地区置产购地，甚至是改换身份成了海汉国民。而且这些人与迫于生计投奔海汉的难民不同，他们大多在大明都是有头有脸的地方士绅，甚至是官员亲属。

这些人移居海汉图的是什么？费策贤认为一是利益，二是安全。相较于近些年内忧外患不断的大明，海汉治下地区的确相对太平得多，虽然海汉几乎年年开战，但全是对外开疆拓土之举，且战事几乎都是以大胜告终，跟大明所面临的战乱处境完全不同。

这些从事海贸的商人将交易地点搬到海汉治下地区的自由港，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顺便逃脱大明的商业税赋，另一方面顺理成章地得到海汉提供的军事庇护和便捷的金融服务，无需担心钱货在交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这些在大明无法获得的条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富豪阶层来到海汉，随之而来的是从大明转移过来的巨额财富，以及被这些财富吸引到海汉来的淘金者。而最终这样的连带效应所起到的效果，便是财富和劳动力不断涌入海汉，从而让海汉的国力得以不断壮大。

虽然费策贤注意到了这样的状况，但以他的见识和能力，却拿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能够改变现状，唯有臆想一番安慰自己。

当然他也将自己的见闻和理解都写入了奏折，期望能从朝廷获得明确的指令，但朝廷给出的批复却是要他在三亚谨言慎行，不要跟海汉人对着干，很显然不想为了这些事情影响到与海汉的外交关系。

对于朝廷的这种态度，费策贤其实也能理解，毕竟目前在北方边境还得依赖海汉扛住真正的强敌，要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跟海汉闹得不愉快，影响到北疆的安全就得不偿失了。而关于辽东那边的复杂局势，他早就在三亚通过方方面面的消息了解得比较透彻了。

海汉官方对相关的信息并没有作专门的管制，在三亚图书馆就可以查询到这几年海汉军在辽东的行动。这些记录都是来自官方报纸上的报道，虽然其中肯定有吹嘘的成分，但根据费策贤陆陆续续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印证，这些消息倒也都基本属实，没有什么刻意编造的部分。

所以费策贤也只能安慰自己，至少海汉人在占领了大明海岸线上这些地方之后没有再实施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不管是他们真的只想从事贸易活动，还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协定起到了约束作用，总之能维持太平就好。

这天费策贤刚吃过午饭准备躺一会儿，便有手下来报，称胜利堡来人请他前往执委会一叙，至于是什么事却并未说明。

费策贤虽然心里有些犯嘀咕，但也不敢怠慢，他知道海汉这些高官都比较务实，绝不会无事消遣自己，当下便收拾一番，乘坐使馆的马车去了胜利堡。

与以往一样，马车在胜利堡大门关卡停下，费策贤下车表明身份，然后由专人带他入内。

费策贤被带到了一间会议室内等候，片刻之后，陶东来和颜楚杰联袂而至。费策贤一看是这两位，而不是平时主管外交事务的宁崎和施耐德出面，心知恐怕不是小事，当下打起精神，先与二人见礼。

“今天请费大人过来，主要是有个情况需要和贵国通报一下。”颜楚杰的开场白非常简短，然后将话头交给了陶东来。

陶东来道：“根据我们近日从海外得到的情报，日本平户藩所掌握的兵工技术有可能会泄漏到清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