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舒应龙悄然行动，将事态严重化、扩大化，把千余漕军骚乱变成数万漕军暴动，把危险可控的镇江、扬州漕军骚乱变成南京漕军暴动。

“两京制”下的南京遭到数万暴动的漕军攻打，这其中的政治风险将十倍于王锡爵的计划。这就逼得朝廷必须立刻有所行动，并且在高务实不可能立刻插翅飞抵南京的情况下将平定这场暴动的任务交给他舒应龙这个漕运总督。

这就是内部腐蚀，就是个人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乃至凌驾于国家利益。

而这也意味着心学派在实学派的强压之下，同样出现了内部思想的分裂，形成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申时行、王锡爵作为成熟稳重的老派政客还不得不姑息这种分裂，寄希望于弥缝内部不和，争取先稳定当前局面，日后再作清算或者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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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申时行和王锡爵可能还是小看了朱翊钧此时此刻的胆量与气魄。在得到南京被暴动漕军攻打的消息之后，万历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慌，而只是单纯的震怒。

内阁全体阁老及兵部尚书周咏被第一时间召集到文华殿面圣，朱翊钧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下暴动缘由，以及目前南京是否被暴动漕军占据，然后就直接询问吴兑、梁梦龙和周咏三位平叛之战该如何打。

这三位不是主管过兵部的就是正在主管兵部的，虽然目前得到的消息不太细致，但至少可以明确一点，南京城还在朝廷手里。

吴兑是以往负责兵部的阁老，在梁梦龙入阁之后，他名义上也还可以过问兵部事务，但实际上主要却在帮高务实的户部说话；梁梦龙直接管兵部之事，但大多是在战略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还是得让大司马自己来。

因此，周咏不得不站出来准备回答皇帝的问题。然而这个局面却并非申时行与王锡爵希望看到的，只是王锡爵作为群辅，皇帝问到的事与他的执掌无关，不太方便直接插话打断，于是申元辅不得不站了出来。

申时行作为首辅，当然是对任何事情都有发言权的，因此抢在周咏开口回答“如何打”之前道：“皇上，臣以为此刻不宜先论及如何武力平定，甚至不该贸然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暴乱。”

这话与朱翊钧的观点是冲突的，但大明的传统力量足够强大，纵然是皇帝也不能不给堂堂首辅说话的机会，只能耐着性子，一脸尊重地颔首道：“申先生有何高论教朕？”

申时行一脸肃然，行礼道：“不敢，臣以为漕军此次出事，归根结底是由于倭寇袭扰，烧毁烧伤了大量漕船，导致漕军以为要自负四成损失而造成的。

故在眼下有两点最为关键：一是倭寇袭扰为何能长驱直入南京，苏松海防到底怎么回事？二是漕军此次损失虽大，但因为着实事发突然，天下无人可以预测，朝廷若能酌情减免漕军自负损失之赔偿，或可将此次骚动消弭于无形，而不必以武力镇压。

皇上，漕军并非狼心狗肺主动图谋造反，轻易镇压只会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且南京及周边久无战事，各卫皆无战争准备，贸然一战未必是良机，反而只能使事态加剧，危害甚大，臣请皇上三思。”

朱翊钧稍稍沉默，问道：“那么，这股倭寇到底从何而来，又如何逃过海防监视进入长江内河，乃至于杀到南京城外的？”

这也是兵部的事，周咏还是要出来作答。高务实在京时，这位大司马很少有表现的机会，现在难得有此机会，却偏偏都是坏事，也是够倒霉的。

周咏下意识清了清嗓子，施礼道：“回皇上，关于倭寇进入长江一事，驻扎在崇明县的刘家河游击唐文方已有回禀。

据他所言，当时倭寇贼船七艘由岛南进入长江口，崇明守御千户所与关税署税警总队苏松缉私舰队崇明岸防所同时发现贼踪，崇明守御千户所立刻派船通知本卫(镇海卫，驻苏州府太仓州)，而关税署税警总队苏松缉私舰队则立刻派出当时在港的一艘战船(即那艘武装运输舰)尾随追击。